今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十二點二十五分，我送別敬愛的母親葉秀英女士。此刻，我們心中有悲傷，也有深深的感恩。母親走過了九十三年的人生。回望她的一生，有苦難，有承擔，也有深深的愛與堅忍。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母親的一生，我想說：她是在苦難中堅忍承擔，在家庭中無私奉獻，在教育中守住希望，並在佛法中逐漸走向感恩、慈悲與安詳的一生。她的人生不只是我們家庭的一段歷史，也是一個關於堅忍、奉獻、教育與生命轉化的故事。
母親年輕的時候，她的外公家境曾經相當富裕，但後來家道中落，家庭境遇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尤其在一九五〇年代初中國大陸推行農村土地改革以後，家裡的財產被沒收，全家陷入很大的經濟困難。在那樣的環境下，一個女孩子要完成大學教育，非常不容易。母親能夠完成醫學教育，很大程度上要感謝她的姐姐，也就是我的大姨媽。大姨媽當時考上師範學院，後來成為一名老師。她的收入並不高，卻用非常有限的經濟能力，盡力支持弟弟妹妹讀書。母親一生都非常感激這份恩情，也因此深信，教育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；她更希望自己的孩子，將來能夠通過讀書，走出困境，開創新的道路。
母親從醫學院畢業以後，在山西太原醫學院擔任助教。那時候，能夠被留下來做助教的，都是非常優秀、有潛力的學生。這說明母親年輕時不僅勤奮，也很有才華。她本來可以沿著一條比較平穩的醫學道路繼續發展；但是，人生的因緣並沒有讓她走上一條輕鬆的路。
母親是廣東東莞人，對山西寒冷乾燥的冬天很不適應。大約在一九六四年左右，父母憑藉父親印尼華僑的身分，得以調回廣州，在紅十字會醫院工作。可是好景不長，因為外公早年的政治背景，母親被視為出身於不受政府信任的家庭，也因此受到牽連。她先是被調到區級醫院，後來又被迫調往廣東南部一個偏遠貧困的農村公社工作和生活。
父親侯心慶本來不需要跟著去，但他不願意讓母親一個人承受這樣的艱難，所以主動選擇陪她一起去。就這樣，我們全家在廣東省化州縣鎮安公社生活了將近九年。那是一段非常艱苦的歲月。當地生活條件很差，醫療設備簡陋，教育條件也很落後。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，由於我們的家庭出身被劃入所謂「黑五類」，屬於不受信任並受到歧視的一類，我們幾乎看不到未來，也根本沒有正常升學、考取大學的機會。
但是，即使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中，母親仍然努力做好一名醫生。她和父親在公社衛生院工作，憑著良好的醫學訓練、責任心和愛心，救治了很多病人。當地許多鄉親非常信任她，一有病就指定要請媽媽為他們看病。雖然他們自己的生活也很不容易，但是逢年過節時，仍會把家裡最好的東西送來致謝，感念媽媽對他們的救治之恩。這份信任與感念，也讓媽媽感到很大的安慰。
可是，這樣的工作環境也給她帶來很大的壓力。她白天要看很多病人，晚上又常常掛念住院病人，經常睡不好覺。加上當時政治上的歧視和精神壓力，她的身體長期不好。她曾經對年少的我說，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過四十歲。今天回想起來，這句話讓我非常心酸。
最讓我敬佩的是，母親雖然生活得那麼辛苦，卻始終沒有失去希望。她心裡一直惦記著孩子的前途，常常鼓勵我好好讀書。她知道，在那樣的年代，讀書也許是我們唯一可能改變命運的路。儘管我當時只有十三歲左右，但也比較懂事，知道自己必須發奮用功。那時我的高中成績很好，是全校第一名，被學校認為是文革以來最優秀的學生，這讓父母感到非常欣慰和驕傲。
後來，歷史真的發生了轉變。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，國家恢復了高考。我當時還是高中二年級學生，有幸被推薦作為在校高中生，參加了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全國高考，並被華南理工大學數學系錄取。這對我們全家來說，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轉折。
在我們下放農村的那些年裡，儘管家裡經歷了很多磨難，媽媽卻沒有放棄希望和努力。她想盡辦法為全家申請移民，希望給我們求學的機會，從而改變我們的命運。就在我考上大學的那一年，父母和哥哥也獲准移民到香港，開始新的生活。
我當時選擇留在國內完成大學教育，因為我知道，如果我去了香港，由於沒有接受英式教育，也不會英文，根本無法繼續讀大學。事實上，我在一九七八年二月進入大學以前，連一句英文都不會說。母親完全支持我的決定。她深知教育的寶貴，也知道這個機會來之不易。
在香港期間，媽媽生活得非常辛苦。她從早到晚在醫生診所值班，含辛茹苦地賺取辛苦錢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夠資助我出國留學。當時我一個人留在國內念大學，是她心中最大的牽掛。大學畢業以後，我克服了種種困難，在媽媽的資助下，終於如願來到 UCLA 攻讀博士。
回想起來，我後來能夠在加州理工學院任教，在應用數學領域做出一些成績，並在二〇二四年當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，這些都不只是我個人的成就。這背後，有父母的犧牲，有母親長年的鼓勵與對教育的信念，也有華南理工大學老師們的啟蒙、UCLA 教授們的悉心栽培，以及一路走來無數善因善緣的促成。對我來說，這也是母親一生願望的一種實現。她在最艱難的歲月裡始終相信教育能帶來希望，而這份希望後來終於開花結果。
母親的一生，也讓我更深刻地理解佛法中所說的因緣。人生不是由單一的事件造成的，而是由無數的因緣和合而成。有些因緣我們無法選擇，有些苦難我們也無法避免。但佛法教導我們，苦難本身雖然令人痛苦，卻也可以成為轉變生命的因緣。當我們能在苦難中學會反省、放下與感恩，它就可以改變我們的心，也可以改變我們生命的方向。
母親早年經歷了太多苦難，承受了很多委屈、壓力和痛苦，這些經歷在她心裡留下了很深的痕跡。有時候，她會覺得人生很苦、很不公平，也很難放下。這完全可以理解；任何一個人經歷過她那樣的歲月，心中都難免會留下傷痕，也都需要時間和因緣，才能慢慢走向釋懷。
但是，在她生命的後期，佛法帶給了她新的希望。通過學佛，她慢慢明白，人生中很多事情都有複雜的因緣。佛法並不是要我們否認痛苦，而是教我們在苦難中培養智慧，在逆境中培養慈悲心，在不圓滿的人生中學會感恩、懺悔、寬恕和放下。
我看到母親晚年有很大的轉變。她從一個長期承受苦難、心中留下許多傷痛的人，慢慢變得比較柔和，也更懂得與自己以及他人和解。她開始能夠接受生命中的不圓滿，也更能感恩身邊的人和事。她不再只是停留在痛苦和委屈之中，而是慢慢把這些經歷轉化成更深的理解和包容。
母親晚年的轉變，也讓我更加真切地看到，佛法不只是深刻的人生智慧，也能在一個人的生命中產生實實在在的力量。母親給我的，不只是生命和教育的機會，也讓我看到一個深刻的人生功課：苦難不一定只帶來傷痛，它也可以成為智慧的起點；一個人即使到了晚年，仍然可以改變自己，讓心變得更柔軟、更安定、更光明。
母親晚年最感到安慰和欣喜的，是看到子女成家立業，看到孫子們健康成長，並在各自的道路上找到方向。她一生努力栽培我，這個願望後來終於實現了；她也特別欣慰看到三位孫子的成長。我的兩個兒子昌宏和志達先後考上哈佛大學，逐漸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標；大孫子晉輝年少時在香港求學並不順利，經歷了許多挫折；但後來到萬佛城求學後，逐漸成熟、懂事。這樣的成長和轉變，也讓她感到非常欣慰。她年輕時在農村最艱難的時候，也許很難想像，自己的孩子和孫子們有一天能夠享有這樣的教育和人生機會。這些對她來說，都是晚年最大的安慰，也是她一生辛苦付出後所結出的果實。
媽媽最後這段因緣，是從今年四月十九日星期天下午開始的。那天下午，她與大孫子侯晉輝通完電話後，試圖把電話放回電話座。平常媽媽打完電話後，一般都會把電話先放在餐桌上，然後繼續專心念佛，等看護過來時再幫她把電話放回原處。可是那一天，不知為什麼，她忽然覺得需要自己把電話放回去，而且沒有使用助行器。媽媽平常走路都非常小心，一定會使用助行器，因為她知道自己不能再摔倒了。可是那一天，她既沒有使用助行器，也沒有穩穩扶住身邊可以支撐的地方，結果不小心失去平衡摔倒，隨後被送到醫院急診。經過診斷發現她左側髖部骨折。媽媽對自己摔得這麼嚴重感到十分懊惱，心情一度非常低落。我當時就覺得，這件事情恐怕不簡單，背後可能有一些特殊因緣。當晚，我便向住持師父及常住師父報告了媽媽摔倒住院的情況。
後來得到的訊息說，這件事情與媽媽和晉輝之間很深的因緣與共業有關，也提醒我們要確認晉輝是否仍然堅持淨素。因為媽媽與晉輝的因緣非常深，如果他在這方面有所退轉，也可能對媽媽產生不好的影響，甚至可能讓媽媽承受一部分與他相關的業力。這使我更加感受到，家人之間的因緣並不只是情感上的牽連，也有很深的業力互動。
當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，我都在醫院病房裡與媽媽進行了長時間的交流。我誠懇地勸媽媽放下對兒孫的牽掛，一心專注念阿彌陀佛。我告訴她，兒孫們都已經長大了，晉輝也很懂事，能夠照顧自己的家庭。媽媽也應該學會放下，不要一直掛念大孫子的生活、他的家庭和小孩。這些牽掛如果不能真正放下，到了臨終時就可能障礙她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
母親很早以前就發願，希望將來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不願下一輩子再在六道輪迴中做人。她曾經說：「做人太苦了，我下輩子絕對不要再做人了。」我對她說，只有真正放下這些執念，萬緣放下，一心不亂地念佛，才能順利跟隨阿彌陀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如果這一次摔倒所帶來的痛苦，能幫助她學會放下，那麼將來真正臨終的時候，她就能徹底放下所有牽掛，一心稱念阿彌陀佛，安住正念，隨佛而去。若能如此，那麼現在所受的苦，也就有了很深的意義。
媽媽很認真地聽我與她分享這些話，也深表認同。她很感謝我對她講這些話。她說，自己過去在修行用功的方向上的確有些偏差，沒有徹底放下對兒孫們的牽掛，這是不對的，她會徹底改變過來。我聽了以後非常欣慰。
到了四月二十日傍晚，晉輝和太太寶玲來醫院看她時，也勸奶奶要放下對他們的牽掛，告訴她他們已經長大了，能夠照顧自己；而且她的曾孫女也非常可愛、懂事，希望奶奶不要再掛礙他們。那時候，奶奶的心情已經很平靜，看得出來她確實放下了許多對孫子們的牽掛。我對此也感到非常安慰。在住院的那一週裡，兒孫們都有機會到醫院探望她，我和太太鈺釧也與她做了多次深入長談。她放下了很多執著，對人生也有了更深的領悟。
經過醫生的綜合評估，醫療團隊一致建議媽媽接受手術治療。手術安排在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三下午。手術本身很順利。星期四中午，骨科醫生告訴我們，經過一兩個星期的復健後，媽媽應該可以慢慢下床活動，並藉助助行器恢復基本行動能力。當天就有復健護士來幫媽媽做復健，但媽媽只能勉強站起來，已經非常辛苦，卻不能向前走半步。當時我們以為她剛做完手術，身體還比較虛弱，也許過一兩天情況就會改善。
可是到了星期五早上七點多，我收到醫院打來的電話，說媽媽的心率突然升高到一百五十左右，醫護人員需要及時給她用藥，以降低心率並穩定血壓。後來她的情況終於慢慢穩定下來。同時，醫院又發現她貧血的情況很嚴重，需要馬上輸血。當我們趕到醫院看她時，她的情況已經比較穩定，頭腦也仍然清醒，可以與我們正常交流。
到了星期六早上，我們去看媽媽時，她的狀況比星期五稍微差一些。她看起來呼吸比較困難，喉嚨裡有痰，一直說口很乾，想喝水；可是喝水又容易嗆到，並一直咳嗽。我們看到她這樣，心裡很難受。不過，當時各方面指標仍算正常。醫生也與我們討論，可以安排她過一兩天出院，到康復中心慢慢調養、復健。
可是，因為她當時不能走路，醫院的康復中心不能收她，只能安排到一些護理之家(nursing home)。那裡的條件又不是特別理想。我們一直很煩惱，覺得媽媽出院以後，復健可能會是一個很大的考驗。媽媽平時習慣住在家裡，有二十四小時看護照顧她的生活起居；她平時拿著助行器，可以在家裡自由走動，生活品質其實相當好。如果暫時轉到護理之家，那裡的條件沒有家裡好，也沒有特別完善的安全措施；看護晚上也不能在身邊照顧她。我們很擔心她在那裡得不到很好的照顧，甚至可能再次摔倒。想到後面的復健之路可能會非常漫長，甚至以後可能只能長期臥床或依靠輪椅，我們心裡感到非常煩惱和無奈，也很擔心媽媽往後要受很多苦。
四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下午大約三點，我收到常住師父打來的 LINE 電話，說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訴我。當時醫院裡的訊號很不好，我聽不清楚她的聲音，只好跑到醫院外面的停車場，才接通電話。電話那邊，善知識告訴我，媽媽過去在大陸行醫期間所造的一些業緣，包括曾因搶救不力而往生的病人；她過去對在大陸所受迫害而生起的怨氣；以及在香港期間，尚未吃素以前，食噉傷害的眾生；還有通過輸血進入她身體血液之中的眾生。當時，這些眾生都來到醫院向媽媽討報，其中也包括一些與我有共業的眾生。
常住師父提醒我，一定要非常誠心地代媽媽向她累劫的冤親債主，以及向過去今生食噉傷害的眾生求懺悔。那天剛好是寂光寺三昧水懺法會，法會馬上就要開始，法師們即將進大殿上第一支香。常住師父特別提醒我，要趕快把握這個殊勝因緣，很誠心地向這些眾生求懺悔；同時也要觀想媽媽就在我身旁，與我一起誠摯地向這些冤親債主懺悔，希望他們能到寂光寺修行，聽經聞法，解冤釋結。只有眾生真正離苦得樂，媽媽才能得到安樂。
我掛掉電話後，就按照法師們的交代，以及善知識的建議，非常誠心地代媽媽向她累劫的冤親債主，以及過去今生所傷害過的眾生求懺悔。我祈請他們到寂光寺修行，聽經聞法，早日脫離六道輪迴，不要再受苦。這一刻讓我深深體會到，佛法所講的因果與眾生因緣，並不是抽象的道理，而是在生命最危急的時候，真實地呈現在我們面前。
星期六晚上十點半左右，我還在和醫生討論安排媽媽禮拜一出院、慢慢進行復健的事情。後來醫院護士打來電話，說醫生懷疑媽媽可能有輕度肺炎，並給她照了兩次X光。後來結果顯示，媽媽並沒有患上肺炎，我們才稍微安心下來。
可是就在晚上十一點十分左右，我們突然又接到醫院打來的電話，說媽媽的心臟突然停止跳動，醫護人員正在進行搶救，現在已經恢復了心跳。這個消息來得太突然，因為就在二十多分鐘前，護士還告訴我們，媽媽各項指標都算正常。當時我們的一位看護魏娟女士還說想留在醫院晚上照顧媽媽，醫院護士還勸我們讓魏娟回家休息，說醫院有護士看著，媽媽一切都很安全。沒想到才過了二十多分鐘，媽媽的情況就出現了這麼大的變化。
又過了二十幾分鐘，醫院再次打來電話，急診室醫生與我通話。他說媽媽心臟第二次突然停止，雖然經過急救又恢復了心跳，但是身體已經非常虛弱。醫生詢問我，如果媽媽再一次心臟停止，我們是否還要繼續急救。
這時候，我意識到媽媽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，也想起去年我和媽媽曾經有過一次深入長談。她當時說，如果以後遇到住院危急的情況，就不要再為她進行急救，讓她安詳地跟著阿彌陀佛去西方極樂世界，不要再用人為的方式把她的生命強行拉回來。所以我當時就跟急診室醫生說，如果媽媽再次出現心臟停止，我們就不再施救。醫生也非常認同，他說媽媽的身體已經不能再承受再一次急救了。
從苦難到安詳：緬懷母親葉秀英女士的學佛與往生因緣(下) /侯一釗jiguangtemple.org/?p=11197